AI视界2025年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一周年。在未成年人高度融入数字生活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孩子健康、理性地使用网络，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虽非高频热点，但却容易引发普遍共鸣。调研显示，公众普遍将家庭视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核心责任主体，同时也对短视频平台、游戏企业等提出了更明确的履责期待；相比单一的技术限制或强力管教，越来越多家长更倾向于通过沟通、陪伴和能力建设，引导孩子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在手机和网络全面普及的今天，未成年人触网用网已成为常态，网络既是未成年人学习、娱乐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也潜藏着风险。如何在“管与放”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不少家庭在生活中反复面对的难题。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本次调研通过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公众与家长对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的关注点、责任认知以及应对方式，尝试为数字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观察视角。（本次有效问卷 3,455 份，研究基于CNNIC中国网民的年龄和性别结构进行人口学配比，样本结构代表中国网民）
近七成家长对帮助孩子健康触网有信心；初中阶段家长信心相对较低
首先，从整体来看，家长们对帮助孩子健康使用手机和网络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调研中近七成家长表示 “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仅约一成家长表示信心不足。不过，初中学段的家长中缺乏信心的家长比例较高，接近2成家长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不知道怎么应对手机和网络的挑战”。
那么，具体是哪些问题不好处理，容易引发担忧呢？
中老年人担心游戏，年轻人担心短视频
在网络场景中，人们认为未成年人容易在游戏、短视频、网购、社交媒体、追星等场景中遇到问题或风险，这种风险认知呈现出清晰的代际分化：在4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中，短视频>游戏；而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中，游戏>短视频。
这种代际差异源于不同年龄群体的接触经验与感知差异。年轻人接触游戏较多，能直观地感受到近年持续加码的未成年人防沉迷措施，在强监管环境下，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和沉迷问题客观收缩，使其对游戏风险的认知下降。
而中老年群体对游戏接触较少，对防沉迷措施的了解有限，其对游戏的风险认知也延续了早期社会对游戏的刻板印象。与游戏相比，短视频领域的监管相对柔性，社会对其风险边界尚未充分讨论，加之中老年人自身使用短视频普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风险的敏感度。
短视频APP是公众和家长在未保问题上最担心的APP类型
具体应用层面，在本次调研涉及的32个各领域头部 APP 中，家长对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品类集中与头部聚焦特征。整体上，短视频平台的风险认知度最高，其中头部被较多家长提及，反映出家长对短视频的普遍担忧。
游戏类应用的风险认知分布则较分散，一些只在青少年间流行的小众游戏也被较多家长提及，这体现了家长对孩子游戏行为的细致观察。另外社交媒体平台的风险认知同样较为突出，家长对内容生态复杂性以及未成年人线上社交行为持谨慎态度。
未保责任主体以家庭为核心、多方共同承担
调研显示，家庭仍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72%的受访者将主要责任指向家长或监护人，显著高于其他各方。
而在家庭之外，平台责任同样受到较高关注。44%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平台应承担未保责任，比例高于游戏公司、政府及学校等主体。这一结果既源于短视频平台在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高使用频率和内容的高开放性，也反映出公众对平台在内容管理、功能设计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方面的期待与需求。
家长责任：能力引导与长期陪伴，而非单一管控
在网络未保话题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最重要的角色是教会孩子识别网络风险、防范消费陷阱和不良引导，并帮助孩子逐步建立自制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陪伴与沟通同样被视为家庭网络保护的重要基础。这两类责任明显高于“限制上网时间”“收手机、断网”等直接管控手段，显示公众更倾向于将网络保护视为一种沟通、了解和教育的过程。
同时我们也发现，家长对于通过学习来提升自身网络素养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家长既缺乏精力，也缺乏对学习必要性的认知，更多依赖自身经验和日常观察进行管理。这也说明，若要帮助家长解决问题，一方面需要引起重视，同时也应降低家长学习和实践的门槛。
在“以家庭为核心”的共识下，游戏公司的未保责任有3个大的方面，一是要提供基础的、普适的保护功能，比如限制未成年人充值、优化实名认证、保护青少年隐私和数据安全；二是要给家长充分的知情权和决策权，比如为家长提供调控游戏时间的工具、让家长了解孩子游戏情况的统计监测工具；三是主动引导青少年健康游戏，比如主动教育或推出适合青少年智力成长的游戏。
游戏公司还应该进一步提升自身未保措施的认知率。公众普遍认为游戏公司采取了一定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但普遍不了解具体有什么措施。在线下走访调研时，我们以“腾讯的成长守护”为例展示了其未保功能，很多家长都表示这正是他们需要和期待的功能，但很少有家长在调研前听说过。这说明游戏公司在公众沟通、产品推广和模式设计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对游戏的态度，看数字时代的教育分歧
本次调研基于多项态度指标对公众对游戏的整体看法进行综合划分。通过对比对游戏持不同态度人群的观点可以发现，这种差异能折射出人们对网络与教育、以及数字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
比如，对游戏持不同态度的家长对手机的定位不同。对游戏态度相对积极的家长，更倾向把手机视为“放松娱乐的工具 + 学习工具 + 了解世界的窗口”，他们认可手机对孩子的多元正向价值；而对游戏态度消极的家长，不仅担心手机影响孩子学习，还把手机视为“风险源”，不支持孩子通过手机放松、学习和了解世界。
两者差异最明显的地方在于能否通过玩游戏来缓解压力。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很多家长主动提及了近年青少年抑郁高发的问题，坦言自己从担心孩子“游戏成瘾”转向了担心孩子“抑郁”。相比单纯将游戏视为风险来源，这部分家长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需要被合理引导和管理的减压工具，以应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压力。也有少部分家长依然聚焦于学习，手机和网络带来的诸多诱惑令他们感到焦虑，更倾向于限制孩子使用手机。
围绕游戏的态度分歧，并不只是“是否支持孩子玩游戏”的问题，而更深层地关联着家长对孩子成长路径的不同价值取向。
家长该如何做：
教育、沟通和陪伴，还是限制、管理和没收？
不同游戏态度人群也在“家长如何履行责任”上呈现出清晰差异。对游戏持相对积极态度的家长，更倾向于将责任理解为一项持续性的沟通、了解、教育与陪伴过程，而消极家长则更集中于“限制性管理”手段。这类家长虽然在“防范风险”的态度上更为强烈，但在如何具体引导孩子理解网络世界、形成长期自我约束能力方面，认知和信心相对不足。
在与孩子沟通手机和网络使用问题时，不同态度家长所面临的困难类型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对游戏态度较为积极的家长，更常提及“担心说多了反而增加孩子压力”“缺乏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帮助孩子合理使用网络”。这部分感受的是在方法论和专业支持上的不足。
而在对游戏持消极态度的家长中，“孩子不愿意听”、以及对哪些网络行为存在风险缺乏清晰判断。沟通困境往往与对网络环境本身的不熟悉叠加在一起，使得部分家长在实际管理中更容易回到简单、强制性的控制方式，进而产生亲子冲突。
这表明，家长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的理解，并非简单的“重视或不重视”，而是受到其对数字产品的定位影响——是将其视为需要逐步适应和利用的生活环境，还是主要视为应当被隔离和限制的风险来源。同时，当前不少家庭在履责上还面临是否具备足够的认知基础和沟通能力的问题，为了补强自身能力，很多积极融入数字环境的家长，已经开始用AI进行家庭教育，并且对专为未成年人设计的AI产品很感兴趣。
综合来看，调研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数字世界态度越趋于积极的家长，并非对风险更“宽松”，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理解、沟通和能力建设来应对风险；而态度较为消极的家长，虽然风险警惕性更强，但在具体认知和应对工具上更容易感到无力。因此我们认为，提升家长网络素养、提供更可操作的沟通工具和教育支持，更有助于家庭在数字时代中建立长期、稳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面向家庭的支持性实践也开始尝试补位，通过引入专业力量和志愿服务，帮助家长在亲子沟通、家庭教育等方面获得更具体的指导。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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